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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央行两会记者会全程实录:14个提问4个与人民币汇率有关

发布时间:2019-11-23

 

易纲首次以央行行长身份携同陈雨露、潘功胜、范一飞三位央行副行长亮相全国两会记者会。澎湃新闻记者 朱伟辉 图
3月10日上午10时30分,易纲首次以央行行长身份携同陈雨露、潘功胜、范一飞三位央行副行长亮相全国两会记者会,围绕“金融改革与发展”答中外记者问。
在持续时间约为一个半小时的记者会上,易纲做了一个简短的开场白后,共有14家媒体向央行提问。话题涉及货币政策、人民币汇率、金融数据、债券市场、金融开放、金融科技、征信、金融统计等。
其中,有三个提问和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对货币政策的要求有关,比如货币政策删除“中性”、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小微企业贷款要增长30%以上、要降低实际利率等;有4个问题是关于人民币汇率的。
以下为记者会实录


主持人:各位记者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记者会,本场记者会的主题是“金融改革与发展”。我们很高兴地邀请到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先生,副行长陈雨露先生,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先生,副行长范一飞先生共同回答大家提出的问题。
下面,有请易行长。
易纲:各位记者朋友,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2018年以来,人民银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大家知道,在过去的一年,我们面临了多年来少有的严峻复杂形势,外部有美联储持续加息和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不确定性,国内有经济周期结构性问题叠加,还有强化监管、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等“几碰头”,导致社会信用收缩,小微企业、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比较突出,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针对经济金融运行出现的趋势性变化,在国务院金融委统筹领导下,人民银行及时预调,主动作为。一是五次降低了存款准备金率,一共3.5个百分点,保证了流动性合理充裕,实现了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的合理增长。二是引导利率下行。2019年2月末,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比去年年初下降了70多个基点,贷款利率也有所下行。三是以市场化法治化方式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大家知道,有个“三箭齐发”,也就是说在贷款投放和支持民营企业债券发行、研究创设民营企业股权融资工具方面加大了政策力度,金融部门对小微和民营企业的支持力度明显加大。四是兼顾内外平衡,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国际收支更趋平衡,外汇储备保持在3万亿美元以上。五是有效稳定宏观杠杆率,管好社会总信用和货币的总闸门,把握好稳增长和防风险之间的关系,实现了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与GDP的名义增速大体上相匹配。
2018年末,中国宏观杠杆率总水平为249.4%,比2017年末下降了1.5个百分点。以上我说的五个方面,如果仔细推敲,多半是两难或者多难的局面。所以,我们必须在两难多难中寻求平衡。
展望2019年,内外部的环境正在发生新的变化,中美经贸谈判取得了阶段性进展,美联储加息预期明显弱化,明确金融监管和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政策稳定了市场预期。当然,世界经济形势仍然错综复杂,全球经济还有一定的下行压力,中国经济金融风险挑战依然比较多。人民银行将按照党中央、国务院要求,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这是我的一个开场白。另外,今天早上9点人民银行披露了2月份的金融数字。2月末,我们广义货币M2同比增长8%,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10.1%,保持了平稳增长。大家知道,1月份社融增速相对高一些,这明显是季节因素。所以,我们要把前两个月的数综合起来看。前两个月人民币贷款新增4.1万亿,同比多增了3748亿元,社融新增5.3万亿,同比多增1.05万亿元,社融增速连续两个月高于2018年年底的数。社融持续下滑的态势得到了初步遏制,为2019年经济金融开局提供了保障。
欢迎大家提问题,谢谢。
主持人:谢谢,现在开始提问。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记者:我的问题是提给易纲行长的。您刚才提到,从2018年以来人民银行多次下调了存款准备金率,特别是今年1月份,连续两次下调了0.5个百分点,向市场释放了大量的资金。我也注意到,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要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这个表述与去年相比少了“保持中性”四个字,我不知道这些信息是否意味着今年的货币政策将会偏向宽松呢?
易纲:谢谢。稳健的货币政策是一个内容非常丰富的政策取向。我们现在强调稳健的货币政策,你说和以前比较,这次我们没有提“中性”,更简洁,但实际上稳健货币政策的内涵没有变。主要稳健的货币政策要体现逆周期的调节,同时货币政策在总量上要松紧适度。今年的松紧适度,就是要把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的增速大体上和名义GDP的增速保持一致,这就是个松紧适度的概念。另外,要求我们在结构上更加优化,也就是进一步加强对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支持。最后,这个稳健的货币政策还要兼顾内外平衡,因为中国的经济已经深度融入了世界经济,所以我们考虑货币政策的时候,当然要以国内的经济形势为主来考虑,但同时要兼顾国际和中国在全球经济关系中的地位和我们外向型经济的方面。
所以,在考虑货币政策的时候,比如1月份的数出来,大家觉得这个数比较好,所以我在这儿提醒大家,一定要把货币信贷的数据拉长一些看,在一个时点上也不能看一个数,要看许多数的加权平均;在一个时间序列上,也不要看一个时点,而是要看一个时间序列的移动平均,这样就可以比较全面地来判断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内涵。谢谢。
彭博新闻社记者:我们的问题是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我们知道,这个问题也出现在了中美经贸磋商中,我想问一下,双方是否已经达成了初步共识?达成的共识和20国集团达成的不通过针对个别国家的货币来实现贸易上的优势这一点有什么样的不同?另外,美国要求中国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以及披露人民银行可能对远期期货市场的干预措施有一个要求,您对此怎么看?
易纲:中美在刚刚结束的第七轮贸易磋商谈判过程中,确实就汇率问题进行了讨论。实际上汇率问题一直是G2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双边和多边平台的重要问题,长期以来都有讨论。中美之间在汇率问题上的讨论由来已久,也不是第一次。比如说,在以前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全面经济对话的框架下,都对汇率问题进行过讨论。
这次我们讨论的许多重要问题,我在这里可以给大家举几个例子。比如说,第一,我们双方讨论了如何尊重对方的货币当局在决定货币政策自主权。第二,我们讨论了双方都应该坚持市场决定的汇率制度这样一个原则。第三,我们讨论了双方都应该遵守历次G20峰会的承诺,比如说不搞竞争性贬值、不将汇率用于竞争性目的。并且双方就外汇市场保持密切沟通。第四,我们也讨论了双方都应该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透明度标准来承诺披露数据等这些重要问题。双方在许多关键和重要问题上达成了共识。谢谢。
日本经济新闻记者:最新的社会融资数据显示,1月份贷款增加了3.2万亿,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幅比较大。同时我们看到,主要增加的是短期贷款和票据融资,有些人认为,这有可能造成资金的空转和套利行为,一些领导人也对此表示担忧,你对此有哪些看法?
易纲:关于1月份的广义货币M2和社融的数,大家有很多的讨论,特别是对贷款结构,其中票据贴现又增加得比较多,并且和结构性存款之间会不会套利,有些朋友说这可能是金融体系内一个空转。我们对这个事还是高度重视,而且把整个结构性存款有多少、票据贴现有多少、票据贴现的利率和结构性存款利率的利差有多大,结合全国的数字都进行了分析。我们的结论是,首先1月份的数增长比较快,这里面有季节性因素,我还是希望大家和刚刚公布的2月份数据合在一起来看。实际上,光是1、2月份合在一起也不行,因为今年2月份和阴历正月重合比较多,所以数据还要反映在3月上,3月的数也有影响,所以大家要更全面地把1、2、3月的数综合起来一起看。
我简单回答你的问题,我们仔细研究了结构性存款利率和票据贴现的利率,和中央银行对票据的再贴现利率,总的来说没有大规模的空转或者套利,有少数个别银行、个别客户这些个别现象,我不排除是存在的,但是如果看平均值,看整个发生时间的长度,整个票据贴现还是支持实体经济了,主要支持的还是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谢谢。
易纲:潘行长要补充一下。
潘功胜:刚才这个问题,易行长作了比较全面的回答。在1月份发布的数字当中,票据融资的数字有所增加,主要是支持了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企业,通过票据融资显著降低了成本。因为票据融资的期限比较短,它的特点是期限短,便利性高,流动性强,所以一般是中小企业的重要融资渠道。前一段时间票据贴现利率的持续下行,企业通过票据融资的意愿增强。这位记者刚才提到的问题,我们也做了广泛的调研和充分分析,关于票据融资和结构性存款之间是否存在套利行为,正如易行长刚才所讲的,可能只是个别的行为,结构性存款利率和票据融资利率的空间也是非常有限的,不是普遍的现象,也不是票据融资增加的主要原因。
人民银行作为票据融资市场监管的部门之一,下一步,第一是要加强票据融资利率和资本市场利率之间的联动和传导,对于可能存在的套利和资金空转保持警惕,及时采取措施。第二是要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内部管理,完善业务考核,发挥票据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作用,防止有关行为的扭曲和风险的累积。谢谢。​人民日报社记者: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今年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小微企业贷款要增长30%以上。请问,央行接下来将出台哪些政策来确保这一目标的实现?如何进一步疏通货币政策的传导,让更多的小微企业也能够享受到政策带来的福利?谢谢。
潘功胜:谢谢你的问题。关于小微企业融资难和融资贵的问题,是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党中央、国务院对这个问题也高度重视。去年当这个问题有点显现的时候,人民银行按照“几家抬”的思路,长短结合,综合施策,缓解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包括在货币政策方面,我们进行逆周期调节,实行结构性货币政策调节工具;在各方政策合力方面,银监会强化监管考核机制;在财税政策支持方面,财政部也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小微企业、民营企业融资的税收方面激励政策;在金融机构内部,也加大了政策安排和资源安排。同时,人民银行也牵头发挥债券市场作用,实施了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修复民营企业融资功能。从实际效果来看,应该说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状况有了一些边际的改善。所反映出来的贷款数据,如贷款的增长、贷款的覆盖面都有大幅度上升,小微企业贷款利率大幅度下降。去年10月份我们推出债券市场融资支持工具后,对于改善市场上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氛围,提升他们风险偏好,改善整个社会融资环境,应该说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潘功胜: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是世界性难题,是非常复杂的综合性问题。人民银行今年在这方面要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一是在货币政策方面,要加大逆周期调节,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同时运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引导金融机构加大支持。二是完善普惠服务体系,大银行要转变金融服务理念和服务机制,下沉金融重心。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一个明确的量化目标,大型商业银行的普惠小微金融增长今年要达到30%。一些中小型银行要专注于小微和“三农”。同时,要督导金融机构优化内部资源配置和政策安排,加大尽职免责落实力度。提高金融科技服务水平,提升客户获取能力、风险防控能力和信贷投放能力。三是继续发挥“几家抬”的合力,包括金融监管方面的政策和财税方面的政策。四是要发挥多层次资本市场作用,包括继续发挥好债券市场融资工具的支持作用,支持优质的民营企业不断扩大债券融资规模,同时发展资本市场,建立一个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五是优化金融生态环境。此外,在支持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融资过程中,要注重市场规律,坚持精准支持,选择那些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方向、主业相对集中于实体经济、技术先进、产品有市场、暂时遇到困难的民营企业进行重点支持,防止盲目支持、突击放贷,增强对未来金融风险的防控能力。
对于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尤其是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是个长期的、综合的问题,需要各方面共同努力,需要我们长抓不懈,久久为功。谢谢大家。
路透社记者:在《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李总理也提到了要尽可能帮助小微企业以及其他民企来克服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另外也提到央行可能会对实际利率进行改革。能否介绍一下有关情况和措施,以及未来可能会成为基准利率的是什么指标?谢谢。
易纲:我们也在学习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刚才这位朋友提出了如何降低实际利率水平,还有运用准备金率和利率,来引导金融机构投放贷款支持实体经济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我们首先看如何降低实际利率水平,简单地说,实际利率等于名义利率减去通货膨胀率。如果我们假定通货膨胀率还比较稳定,我们先不讨论通货膨胀率,只讨论如何降低名义利率。我们看去年货币政策的取向,实际上我们一直在降低无风险利率。无风险利率是名义利率当中一个比较重要的组成部分,比如说7天的回购利率,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有明显的降低。通常我们把十年期国债利率作为一个基准,在去年一年多,十年期国债利率下行了70多个基点,也就是说,从4%的水平,到现在差不多是3.15%的水平。这个无风险利率的下降,显然有利于降低名义利率。克强总理在报告中说降低实际利率水平主要指的是小微企业、民营企业实际感受的融资成本比较高的问题。在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实际感受的融资成本,特别是贷款利率里面,除了无风险利率,主要是风险溢价比较高造成的,所以这个贷款的实际利率还偏高,主要是怎么解决风险溢价比较高的问题。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们去年大力支持了普惠金融口径的小微企业贷款,贷款增长是非常高的。但是普惠金融口径单户授信在一千万元以下的小微企业的贷款,不良率是在6.2%左右。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大样本统计,这个口径将近10万亿元的贷款,这个不良率是比较高的,不良率会反映在风险溢价上。所以我们要解决如何降低风险溢价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主要是两个途径。第一个途径是利率市场化改革。我们要通过改革来消除利率决定过程中的一些垄断性因素,更加准确地进行风险定价,通过更充分的竞争,使得风险溢价降低。第二个途径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它可以提高信息的透明度,完善破产制度,提高法律执行效率,还有降低费率,这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都可以降低实际的交易成本,也会使得风险溢价降低。所以我们会非常努力地以改革来促进实际利率的降低。
关于存款准备金率的问题,克强总理要求适时运用存款准备金率、利率等数量和价格手段,引导金融机构扩大信贷投放,降低贷款成本。去年以来,人民银行五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一共3.5个百分点,这个力度是比较大的。经过一段时间的降低,现在的存款准备金率将来会逐步向三档比较清晰的框架来完成目标。也就是说,大型银行为一档,中型银行为第二档,小型银行特别是县域的农村信用社、农商行为最低的一档。现在我们在逐步简化,使得存款准备金率有个更加清晰透明的框架。
从国际比较而言,我们的存款准备金率在国际比较中是中等的,不算特别高也不算特别低,朋友们在讨论这个问题时都说发达国家的存款准备金率特别低,就1%、2%,我们还有很大的空间。其实,在这一轮国际金融危机以后,现在发达国家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是比较低,但是它的超额存款准备金率比较高。比如说美国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加上超额存款准备金率一共有12%的水平,欧洲也是12%,日本更高,日本法定存款准备金加上超额存款准备金有20%多,这就是他们总准备金率的水平。
中国目前情况下,我刚才说有三档,三档准备金率加权平均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目前是11%,我们银行清算用的超额准备金率只有1%左右。所以,我们银行的总准备金率也就是12%左右,实际上跟发达国家的总的准备金率差不多,而且这个比率要远低于日本的比率。大家知道,发展中国家有个发展阶段的问题,在这个阶段,一定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还是合适的,必要的。所以,我们通过准备金率下调,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应该说还有一定的空间,但是这个空间比起前几年已经小多了。同时我们在考虑这个问题,还要考虑最优的资源配置,还有防范风险的问题。综合考虑这些问题,我们就可以进一步落实克强总理报告中提出的这个任务。谢谢。
新京报记者:当前金融科技受到广泛关注。请问,未来央行在加强金融科技的规范和管理方面有哪些考虑?
易纲:有请范一飞行长回答。
范一飞:近年来,金融科技快速兴起,为金融发展持续提供了创新的活力。党的十九大也明确要求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金融科技必将迎来大有可为的发展机遇。人民银行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加强了金融科技发展规划与监管体系建设,引导科技在金融领域合理运用,不断提升服务实体经济和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
去年底,我们又会同发改委等部门,在北京、上海、广东等10个省市启动了金融科技应用试点,重点围绕以下四个方面为金融科技服务实体经济、提升分析计划能力提供实践经验和相关经营借鉴。
首先,加强金融科技应用,助力疏解民营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针对银企信息不对称、风险识别不精准、融资成本高等痛点,探索利用神经网络、移动互联网等技术,优化信贷流程和客户评价模型,降低信贷业务成本,提升信贷服务效率,推动融资审批更加自动化、产品营销更加网络化、风险识别更加智能化。
二是做好顶层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升金融惠民服务水平。针对信息系统多头连接、资金流与信息流割裂等问题,运用人工智能、开发API等技术,推动金融与民生领域信息系统总对总互联互通,实现金融在主要公共服务领域全覆盖,助力“最多跑一次”改革,增加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三是推动数据资源融合运用,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针对实体经济供需不足、群众办事难等问题,利用安全多方计算、标记化等技术,加强数据整合与深度运用,提升数据洞察能力,引导金融资源配置到金融发展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推动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四是强化监管科技应用,提高金融风险甄别、防范和化解能力。针对金融风险隐蔽性高、传染性强、传播快等问题,建立了中国特色金融风险科技管理机制,研发基于机器学习、数据挖掘等技术的监管平台和工具,提升风险探视感知和计划能力,增强金融监管的专业性、统一性和穿透性。
下一步,人民银行将坚持寓监管于服务,以监管促发展,总结试点成功经验,加快出台金融科技发展规划,持续健全金融科技监管体系,推动金融科技在“守正、安全、普惠、开放”的道路上行稳致远,不断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使科技创新成果更好地惠及民生。谢谢。